文物是历史的见证，保护文物有着多重意义。近日，由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组织的调查显示：83.4%的受访者平时会关注与文物有关的信息，77.9%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有保护文物的意识，90.2%的受访者想更多地了解文物保护知识。

　　近八成受访者表示自己有保护文物的意识，这对于我国文物保护的前景而言，显然可喜可贺。文物保护观念深入人心，与文保知识在大众传播领域的有效传播，有着紧密联系。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《国家宝藏》等影视片的走红，带动了一轮又一轮的文物热。当下，从事文保工作不再是传统观点中的“冷板凳”，还是很多人眼里很“潮”的事，一些文保工作者甚至成了网红。

　　但是，在意识和行动之间，还隔着能力的距离。超过90%的受访者表示想要更多地了解文物保护知识，本身就说明了公众文保素养的欠缺。

　　空有热情，欠缺能力，不仅无益于文物保护，反而可能破坏文物。近期的典型案例就是活跃在民间的“走陵”活动。今年上半年，在陕西省泾阳县境内的唐代崇陵，一些“走陵人”私下将石刻移位，在文物保护界引起了轩然大波。这还是一群自许为文物考古爱好者的做法，对于普通人而言，一旦他们有机会与文物产生密切联系，其能力和素养更令人担忧。

　　受关于文物保护的纪录片、传记和新闻报道影响，公众对文保事业的热情越来越高，这是好事。然而，大众传媒自有其规律，通常趋向于宣传文物保护的成果，呈现文物古迹的美好与精致，在现实中，“慢工出细活”是文物保护的常态。一个考古遗址被发掘以后，通常需要几年甚至数十年才能产生扎实的研究成果，而公众更关注的是“地宫开启”、文物重见天日的瞬间。文物保护的周期性与公众对成果的迫切诉求，存在显著矛盾。

　　文保需要专业力量，更需要公众参与。问题在于，公众应当以怎样的姿态参与文保。面对精美的器物、价值连城的宝藏，凡是有审美能力的人都会心向往之。然而，文物保护的意义不止于“术”的层面，更在于“道”的追求。通过文物，能感受到历史上的时代变迁、疆域变化、人口流动，也能读出技术发展、社会关系、风物民俗，这些相对抽象的历史细节因为文物古迹而具象化。相比欣赏文物的外在美，那些枯燥而深刻的解读更见功力。

　　在公众认知与专业标准之间，对待文物古迹还一直存在开放程度的争议。这确实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。一方面，文物的价值应面向公众，只有充分开放，才能体现文物保护的意义；另一方面，过度开放往往会损害文物的保护状态，最终影响文物的欣赏价值。在具体案例中，地方政府利益和商业利益往往掺杂其间，让开放与保护的选择变得莫衷一是。文物保护不仅涉及专业操守，还关系利益和伦理的考量。

　　前不久，有商业机构打着让参与者感受传统文化的旗号，试图将长城烽火台临时改造成民宿，引发众多争议。辩护者则称，把民宿搬到长城上，有助于让公众更好地关注长城、保护长城。主办方难以回答的问题是：就算一次“长城之夜”对长城影响有限，如果此例一开，以后是否会有商业机构群起效仿，让更多脆弱的文物古迹承受巨大压力。

　　文物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。现阶段，我国还有大量重要文物流落在民间，或者处于缺乏管理的自然状态。公众参与文保，不仅是专业人员从事文保工作的补充，还是文物保护的“第一防线”，一些文物保护好不好，往往取决于第一手接触它们的人。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，欣赏文物之美是人之常情；不过，如何妥善保护文物，无疑更需要超越于感情因素的能力和素养。